刘洪的博客

     
     
     两年前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是否介入，欧洲国家普遍持不大欢迎的态度。为什么不欢迎？当时的不少欧洲媒体就认为，IMF插手将是欧洲的“屈辱”，不仅暴露欧洲的无能，而且将使作为IMF股东的美国和中国得以介入危机。
    
     但欧盟却迟迟不伸出援手，以至于时任希腊总理的帕潘德里欧威胁说，如果欧盟还不赶快出钱，那希腊只能转向IMF，这将是“最后一招”。最终，“最后一招”成了“常用一招”，IMF除介入希腊危机外，还不断深入欧洲的心脏。比如，在戛纳G20峰会上，意大利同意接受IMF对其债务紧缩方案的监督；而为防止意大利、西班牙形势恶化，传闻说IMF正紧急筹措资金准备进行干预。
    
     IMF从不受欢迎的外来者，到现在被期盼成拯救危机的主力军，欧洲人的态度发生了近乎180度的大转变。欧洲人自然不作亏本的买卖。从表面看，拉IMF入局，至少有两个好处。第一，欧洲获得了难得的资金，而且IMF资金年利率只有4-5%，这大大优于欧洲能从市场获得的利息率。比起丢掉的面子，欧洲人获得的是实实在在的里子。
    
     第二，无论是此前救助希腊的资金，到拟议中可能向意西等国输送的数千亿欧元，这些钱都是以IMF为名筹措的。风险世界各国共同承担，但利益则为欧洲独得。这也足以解释为什么德法等国和欧洲央行不愿直接注资“笨猪国家”，但却愿迂回通过IMF来实施救助。
    
     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在笔者看来，通过拉IMF接入欧债危机，欧洲不仅获得了资金的胡萝卜，更获得了一根执法的大棒。而执法的对象，自然是希腊、意大利等“笨猪国家”。
    
     这其实最符合德国的心愿。根据欧洲媒体报道，早在去年3月，在希腊危机全面恶化前夕，德国政府即确定了援助希腊的三个前提条件：第一，希腊必须是已经无法再从信贷市场融资；第二，IMF必须对任何救助计划作出“重大贡献”；第三，欧盟国家必须同意在现有规定之外，协商保证预算制度的“额外手段”，因为现有规定未能阻止希腊背负巨额债务和赤字。
    
     所谓“额外手段”，即对违反财政纪律国家，实施惩罚。德国之所以要将该权力委任给IMF，就在于在欧洲，德国的地位一直比较尴尬。由于曾经的不光彩历史，欧洲其他小国，对德国发挥领头作用，一直有疑虑和抵触作用。尤其是涉及财政主权问题上，德国不发言，不符合德国利益；但德国发言太多，往往更加深其他国家对德国的愤怒。
    
     德国于是对IMF寄予厚望。而IMF也确实是挥舞“大棒”的好手。在之前对东南亚和拉美国家的救助中，IMF严苛的救助条件就让这些国家怨声载道。以至于当时的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曾破口大骂说：“还不如让康德苏（时任IMF总裁）来马来西亚当总统算了。”
    
     对于德国的美意，IMF其实也心有戚戚。去年3月时任IMF总裁的卡恩就说，希腊等国已经获得了胡萝卜，但“我们还没有大棒来敦促相关国家作它们应该做的，遵守它们的承诺”。言外之意，现在该轮到IMF抡大棒了。卡恩下台并未对这一角色有任何改变，不久前戛纳峰会之所以让IMF监督意大利，正是看中了IMF的“抡大棒精神”。
    
     至于对其他国家——比如美国和中国——可能会介入欧债危机的担忧。这更多属于冷战思维的抹黑。如果论份额，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在IMF的份额列第一，大大超过美国，更别提份额没有美国小半的中国。欧盟何愁之有？更何况，在现在对资金望穿秋水的情况下，到哪里能找到比IMF更廉价的资金？
    
     IMF成了德国“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工具。当然，从现实来看，作为国际主要金融机构，IMF在应对欧债危机中发挥更积极作用，显然是可取的；另外，通过向IMF融资间接救助欧洲，相对来说也有助于降低出资者的投资风险。但IMF被德国拉上战车，全身心去趟欧债的浑水，如果没有自身的准则和利益保护机制，难免有“慷世界之慨”和“当炮灰”之嫌。
    

 

　　德国是欧元区乃至整个欧洲经济的领头羊，欧债危机后，德国政府的应对之策备受批评。据说，现在希腊人最恨的，就是攥紧钱袋见死不救的德国人。英美媒体更嘲讽德国享受了欧元带来的红利，却置南欧小兄弟于水火不顾。在德国内部，前总理科尔也批评现总理默克尔的不作为，正在摧毁“我的欧洲”。
　　
　　德国就真的这么自私？要知道，在过去几十年，欧洲之所以能一步步整合到如此紧密程度，及至欧元之所以能横空出世，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德国作出了重大的经济牺牲，自觉自愿地承担起欧洲老黄牛的角色，甚至在领导权上，也总是谦让在法国旁边甚至身后。
　　
　　从历史的教训看，德国不能在欧洲独一发展，德国要更强大，无疑需要一个更紧密健康的欧洲经济。因此德国在当前拯救欧洲“笨猪国家”问题上的保守，固然有国内政治因素的考虑，毕竟在许多德国人眼里，很难接受自己出钱为懒散国家埋单；但另一更重要的原因，在笔者看来，德国也在权衡利弊，在借助危机带来的改革契机，在下一盘很大棋。
　　
　　这盘棋的最高目标，就是革除欧洲进一步整合的障碍，掌控部分国家财政权，打造欧元区财政联盟，向更紧密的“欧罗马合众国”迈进。
　　
　　因此，对于欧元债券这一普遍被认为是解决欧债危机的“终极方案”，尽管“笨猪国家”望穿秋水，法国也倾向支持，但德国就是不点头。从表面看，德国认为此举需要修改法律，存在难度；另外，欧洲央行提供融资，有助长通胀的风险；而且，欧元债券实为德国让渡信用，德国难免有吃亏感觉。
　　
　　但在重大危机时刻，打破规则、修改法律，总是屡见不鲜的事情；更何况，如果能拯救欧洲，最终德国也必然受惠其中。德国的迟迟不首肯，其中最关键因素，就在于它必须在掏钱同时拿到实利，其底线就是，各国必须先制定规则，整顿财政纪律，同时欧元区层面必须有财政执法权，而最大的执法权，当仁不让就掌握在被认为是“财政鹰派”的德国手中。
　　
　　因此，在整个欧债危机演变进程中，德国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一直扮演一个苛刻的老教授的角色，对希腊、意大利这些“问题学生”，在提供有限的救助资金时，更制定严苛的条款，并要求他们必须勒紧裤腰带紧缩财政；同时，甚至要这些国家承诺，如果达不到要求，将面临严厉的惩罚。在希腊上演“公决”闹剧后，默克尔更一度说出可能会驱逐希腊出欧元区的重话。
　　
　　德国引而不发，其他国家心焦如焚。在各方压力下，德国虽也作出了一些通融，比如对于欧元债券的态度也出现了某种和缓，但德国掌控未来执法权、打造财政联盟的想法从未改变。德国外交部长韦斯特韦勒不久前就撰文指出，欧洲央行开动印钞机，或许能带来短期缓解，但亦可能带来可怕后果，即会加剧通胀，又会使极其重要的“改革激励”化为乌有。
　　
　　对欧洲国家来说，将财政大权拱手相让，总是非常敏感的事情，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能为之。但德国正是看到了这一难得的契机，迫使其他国家缔下关键的“城下之盟”。这也是各方在应对欧债危机过程中总是难以同调的根源所在。当然，德国强硬态度也存在风险，如同弦绷太紧容易断弦一样，其他国家如不屈从而无序违约，将会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对德国、欧洲乃至世界经济带来灾难。
　　
　　但“危”和“机”总是相互转化的。形势最严峻的关头，往往也是改革最容易突破的时刻。如果德国要求能得到满足，欧元区将迈入新的阶段：一场前所未有的债务危机，将可能催生出一个更紧密健康的新欧洲——在这个新欧洲，德国将是毋庸置疑的领导者。

 

 

　　著名的杠杆理论，最生动的解释就是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的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整个地球！”正是借助这个原理，欧盟找到了应对债务危机的方法，将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杠杆化；但这个理论似乎也启发了现代的希腊政府，只不过其杠杆化的举动却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新恐慌。
　　
　　欧盟杠杆化的是金钱，即借助杠杆操作，将4400亿欧元的EFSF扩充至1万亿甚至两万亿欧元。希腊政府杠杆化的是形势——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试图通过全民公决，撬松国内的反对情绪。按照帕潘德里欧的话说，“我们信任人民，我们将请他们来对10月26日的新协议说赞成或反对。”
　　
　　帕氏一言既出，全球股市暴跌，欧洲心惊胆战。原因何在？就在于通过公决这个支点，撬开的可能是一个潘多拉魔盒。正是在欧盟的强大压力下，希腊政府最近不得不厉行节约，增税、裁员、减薪、拍卖国有资产。利益受损的普通民众怨声载道，雅典每天充斥着各种抗议示威，帕氏本人也被要求鞠躬下台。在民意汹涌的情况下，对严苛救援计划进行公决，结果之凶险，也就可想而知了。
　　
　　习惯了高福利的希腊人，一时难以接受过紧日子。这可以理解。但现实却是严峻的，希腊没有钱，不紧缩怎么办？赖账的结果，将是希腊被逐出欧元区，救援承诺也将打成水漂，希腊经济更将一落千丈。按照一些经济学家警告的，希腊将成为欧洲富国中的“第三世界”。
　　
　　一边是欧洲邻国的高压，一边是国内民意的反弹，夹在中间的帕潘德里欧最后剑走偏锋，选择全民公决，杠杆手腕让人瞠目结舌。从理性的角度看，帕氏意在向大众宣示，该计划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民众不答应，结果更糟糕。以此，稳固自己已松垮的政权基础，也避免日后留下政治口实。
　　
　　杠杆有风险，回顾2008年金融海啸，正是华尔街的过度冒险和杠杆化，让世界卷入金融危机；现在，欧洲对EFSF的杠杆化，在筹得更多资金的同时，其实也为更大隐患埋下了伏笔。希腊政府的杠杆操作，更立刻带来多重政治经济风暴。第一，公决需要时间，金融市场本已风声鹤唳，拖延和不确定性都将使形势恶化；第二，希腊如真否决协议并退出欧元区，欧元冲击波将震撼全球；此外，一旦否决，或者欧盟施压不当，都可能导致希腊现政府垮台，而政治动荡又会加剧危机。
　　
　　于是，对于帕潘德里欧的突然之举，作为欧洲领头羊的德法，自然是怒火中烧。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萨科齐1日晚紧急电话磋商，随后决定在G20戛纳峰会前召开欧盟特别峰会，希望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平息公决争议。在帕潘德里欧与会方式上，许多西方媒体更用了“传召”（summon）这个颇为居高临下的词语。
　　
　　德法领导人对希腊民意尚留有颜面，其他人则对希腊领导人炮声隆隆。一些西方政治家公开表示，为救助希腊，欧洲邻国也下了血本，既然希腊不把救援方案放在心上，欧洲就该让希腊自生自灭。德国基社盟总干事杜伯林特称，希腊如果不愿或不能执行紧缩政策，就必须离开欧元区，因为“欧元区不是一个休闲吊床俱乐部”。
　　
　　借助希腊的民意，帕潘德里欧似乎找到了稳固政权基础并和对手博弈的筹码；但欧洲却陷入了对抗整个希腊民意的麻烦。因此，在恫吓帕潘德里欧的同时，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范龙佩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也安抚说，现在的救助方案已经是“对希腊来说是最好的结果”，相信希腊会饯行承诺。
　　
　　但承诺复承诺，承诺何其多，欧洲债务危机延宕至今，就在于救援国和施援国都承诺太多，落实太少。在欧盟一揽子救援计划出台后，还能平地起波澜，更足见欧洲显露出的体制之弊。施援国民众愤怒要出钱救旁人，被援国民众更不满原有福利下降。在民意裹挟下的欧洲领导人，进退失据，决策不力，政治手腕明显，由此问题愈演愈烈。希腊公决争议只是其中一个波折，公决或许会在强大压力下不了了之，但在解决欧债危机的道路上，新的波折和冲击可能随时还会有。

　　希腊和罗马是西方文明的基础，但现在两者却似乎成了西方的噩梦：希腊债务危机是欧洲最紧迫的问题，而债务规模更庞大的意大利，则可能是欧洲的下一个风暴眼。所以在当前的欧债危机中，有这样一种说法：在台前奔忙的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萨科齐，但真正的关键先生，却是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

　　毕竟，现代的罗马非偏处欧洲一隅的雅典可比——意大利是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遥遥领先于希腊；意大利的负债达到1.9万亿欧元（合2.6万亿美元），相当于意GDP的120%。要知道，希腊欠债3500亿欧元，即在世界掀起滔天巨浪；意大利一旦沦陷，那将会是怎样的景象？所以当意大利国债被市场抛售之际，欧洲央行虽一百个不乐意，也只能慷慨解囊直接购进，从而给意大利以喘息之机。
　　
　　意大利成了“笨猪国家”中最肥的“欧猪”，也成了欧洲难以承受之重。对于掌舵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其他国家也就没有多少好脸色。《金融时报》一篇评论文章就很不客气地说，“即便在意大利最景气之时，与贝卢斯科尼打交道都是件很棘手的事。眼下不应为他提供什么怠政的借口。”
　　
　　之所以认定贝卢斯科尼是“怠政”，就因为在德法等国看来，意大利在应对危机方面作出了太多的承诺，但真正落实得却太少。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就公开表示，意政府就改革已作了“很具体的承诺”，但“关键是落实，光承诺是不够的”。
　　
　　为以儆效尤，在最近一系列的欧元区会议上，意大利和希腊成了难兄难弟——在希腊被要求勒紧裤腰带进行改革的同时，贝卢斯科尼也被要求洗心革面，按照一位欧洲官员的话说，贝氏应显示“意大利不会有一天成为另一个希腊的危险”。
　　
　　对欧洲来说，要彻底摆脱债务危机，关键一环就是在稳住希腊形势后，意大利绝不能再重蹈覆辙。要挽救意大利，德法伸出援手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就是罗马必须先自救：比如，一方面，意大利政府必须压缩财政，降低不可持续的债务规模；另一方面，意政府应大力消除国内垄断，增强企业竞争力，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但意大利却迟迟未有壮士断腕的改革举动，其中的缘由也简单，对于财政紧缩、增加税收以及增强企业竞争力的改革，总会有政客攻击称损害民生和主权，也总会有利益受损的民众认为危及自己的就业和福祉。在最需要胆略和魄力的时候，领导者逡巡畏进，于是更加剧了市场的不信任感。
　　
　　对于这位比较任性的“老三”，德法也是恩威并施：一方面表示，不能允许意大利倒掉，按照目前的规划，欧元区将扩大4400亿欧元金融稳定基金，其中部分基金将购买意大利国债，帮助意大利从市场顺利融资；但另一方面，援助自然伴随苛刻条件，那就是意大利必须让市场相信，其改革是认真、彻底和没有折扣的。
　　
　　但这里隐藏的潜台词就是：到目前为止，意大利的改革是“有折扣的”。因此，日前当有记者询问默克尔和萨科齐：是否对贝氏应对债务危机有信心时，两人都笑而不答。于是，第二天，两人的笑脸出现在不少意大利媒体上，一些媒体解读说，这种“嘲讽”表情，如同“给了意大利一记耳光”。这引得意大利总统纳波利塔诺也愤慨表示，德法的表现是“不合适且不让人愉快的公开表现”。
　　
　　德法不给面子，贝卢斯科尼自然怒火中烧。对于这两位同行，他随即也反驳说，没有人需要为意大利债务担忧，也没有人可以“教训”意大利。之前，对于默克尔这位欧洲“一姐”，口无遮拦的老贝甚至在电话中脱口贬斥为：默克尔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胖xx”。
　　
     老贝话辞犀利，但却没有太多底气。毕竟，没有来自德法的支持，意大利将无法挺过这场危机；但过激改革，则可能导致执政联盟内讧，甚至让自己政权瓦解。贝卢斯科尼无疑也处于火山口。但他的困境，其实正是欧债危机的症结所在：欧洲富国云集，资金本不紧张，国家财政略微紧缩，渡过危机无虞。但国内的政治恶斗，对过度福利的依赖，以及欧洲邻居以邻为壑的心态，却使任何变革困难重重。由此，问题一拖再拖，危机愈演愈烈，按下了希腊的葫芦，却泛起了更大的罗马的瓢。

 

　　今日世界，如果要评选最具权力的男性和女性，可能非奥巴马和默克尔了。作为美国总统的奥巴马，执掌的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这个世界谁敢小觑美国？担任德国总理的默克尔，不仅为欧洲第一政要，更五次被《福布斯》杂志评为世界“一姐”。
　　
　　但颇让奥巴马和默克尔感到难堪的是，如果要评选最不受市场待见的国际领导人，他们两人很可能必须在前排落座，甚至会“荣膺”第一第二名。
　　
　　矛盾吗？
　　
　　还真不矛盾。他们确实权倾天下，但正如奥巴马批评国会反对党时所说的，位高就意味着责任更重。但可惜，在当前的金融危机中，两人采取的一些举措颇让市场所望，至少在不少市场人士眼中，未看到有“负责任的举动”。于是，高高在上的总统总理，也就难免成了市场愤怒的对象了。
　　
　　以奥巴马为例，美国CNN和ORC国际公司的共同民调显示，55%的美国人不满奥巴马的表现，这是卡特总统以来的最低水平。考虑到美国目前接近10%的高失业率，路透社的一篇报道甚至预言说，自里根时代以来，没有哪位美国总统能在失业率高于7.2%的情况下还能取得连任。
　　
　　在不久前纽约联合国大会酒会上，奥巴马就打趣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我们中很多人都很羡慕他”，因为潘连任秘书长一职时，既没遭到竞争对手的狙击，投票结果还是全票一致赞成，以至于奥巴马说要研究一下潘基文胜选的“秘密”。
　　
　　奥巴马展现幽默的同时，说出的何尝不是又他的心声？现在美国经济疲软、失业率高企、债务隐忧不断，共和党更是在一系列问题上发难，身为总统的奥巴马是疲于应付。在市场方面，怨言更是不断，一则是奥巴马上台后一系列颇有争议的政策，让他沾上了“反商业”的标签；二则整体经济糟糕如此，作为总统他负有首要责任，“政策无方”自然引来恶评如潮。
　　
　　与奥巴马相比，在大洋彼岸的默克尔日子更不好过。欧债危机愈演愈烈，身为欧洲第一经济大国总理的默克尔，自然是“众矢之的”，且遭受“两面夹击”。一方面，欧洲“笨猪”国家对德国援助望穿秋水，自然对默克尔见死不救愤怒有加；另一方面，德国人对政府当“冤大头”抱怨连连，民意测验显示，三分之二民众拒绝对希腊提供救助，80%不满默克尔在债务危机中的表现。
　　
　　于是，我们就看到这位世界“大姐”的瞻前顾后、左右摇摆：一方面，她反复公开承诺，绝不会抛弃希腊——但反复得次数多了，也让外界对她的承诺可信度产生了疑虑；另一方面，她又苛刻要求，希腊必须完成财政紧缩，变卖资产，并拒绝让德国承担更多责任，比如发行欧元债券等等。
　　
　　德国不出手，“笨猪”们就只能继续在泥潭中挣扎，欧元则有崩溃的风险。对于默克尔的德国第一，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和科尔不久前就批评说，默克尔在损害德国国家利益。换言之，其他国家可以本国第一，但考虑到历史和现实，德国不行。施密特就称，德国政府现在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希腊是否垮台与自己无关，似乎它不愿意帮助希腊。这种表现不是欧洲人应该做的。”科尔则批评，默克尔的作为，正在“摧毁我的欧洲”。
　　
　　奥巴马和默克尔不受市场待见，其实也有共通的地方，一则作为政治家，他们本应当有政治远见和担当，但囿于政治恶斗和前途考虑，他们却优柔寡断、进退失据，这种政治不作为，结果自然是危机的进一步发酵；二则是体制的问题了，无论是欧洲人还是美国人，都习惯了寅吃卯粮、消费至上，即使到破产紧要关头，政府有心紧缩，反对党和民众也不答应，政治恶斗没完没了。如果说在前一点上，奥巴马和默克尔有难以推卸的责任，但在后一点的体制惯性上，他们权力虽大，有时也只能是徒唤奈何。

 

　　尽管穆迪、标普、惠誉三大评级机构一再警告，当前希腊救援方案让希腊有违约之虞，后果很严重。但德国人仍固执己见，执意要求私人债权方“自愿”参与救援希腊，即在未来3年，这些私人债权人将出资500亿欧元。德国的坚持，其实正牵涉了欧债危机背后的道德风险，希腊是道德囚徒，德国则成了维持纪律的道德警察。
　　
　　之所以有道德风险，就是按照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希腊债务危机是咎由自取，可以由市场来调节，只不过结果会是希腊经济一落千丈，民众生活大幅倒退，债权人血本无归。但市场秩序，最终会在痛苦的磨折中恢复。
　　
　　但在金融高度关联的当今世界，希腊的问题，往往会放大成整个欧元区乃至世界的问题。“蝴蝶效应”最后势必是洪水滔天——希腊倒下，其他债务缠身的西班牙、爱尔兰乃至意大利都可能倒下，结果将难以收拾。为自身计，欧元区不得不对希腊伸出援手。
　　
　　政府出手干预市场，就必然带来市场道德风险。最简单的一点，就是救援会使得肇事者免予市场的惩罚，它们在以后可能犯类似甚至更糟糕的错误，引发更严重的危机。换言之，道德的底线一旦突破，更不道德的事情将难以避免。
　　
　　对像希腊这样的主权国家的救援，按照美国前财长鲁宾的理论，则可能存在双重道德风险。一种是与被救助国家有关的，另一种与私人债权方有关。
　　
　　从实践上看，第一种道德风险，相对较小。因为一个国家陷入债务危机，其领导人通常会为金融决策错误付出高昂代价；而在最后一刻得到拯救免于毁灭的羞辱，也将促使这个国家痛定思痛，某种程度上改变冒险政策。
　　
　　但第二种道德风险，却着实不小。如果私人债权方免于损失，它们就无法吸取教训，就可能在以后的投资活动中，追求更高收益而不顾风险，从而破坏市场体系的纪律。更何况，外部的巨额救助资金，也是其他国家纳税人的钱财，这些血汗钱去救助了别国的资本家（私人债权方背后基本都是资本家），这显然有违民意，严重时，更可能引发政治危机。
　　
　　2008年金融海啸时，美国政府不得不出手救助华尔街，避免金融灾难进一步扩散。但在普通民众受危机之苦时，政府还拿纳税人钱去救助危机始作俑者的华尔街，尤其是随后曝出的接受救助的AIG巨额奖金事件，使美国民怨沸通，批评声浪几乎将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和继任的奥巴马吞没，财长盖特纳甚至一度被要求下台走人。
　　
　　救本国资本家如此，更别提救别国的资本家。在第一轮对希腊的救援中，德国总理默克尔就由于“过于慷慨”在本国受到严厉指责，党内位置几乎不保。因此，在第二轮救援中，默克尔立场凛然不可动：作为最大出资方，德国救助希腊可以；但私人债权方也责无旁贷，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相形之下，来回奔波的法国总统萨科奇则态度暧昧，因为希腊的私人债权方，很多是法国金融企业。德国是欧盟第一大国，救援资金的主要来源。救援希腊，其实就等于间接拿德国钱填充法国人腰包，何乐而不为？但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目前的救援方案，主要按德国的主张制定。
　　
　　如果说美国救助华尔街，触犯了道德风险，引起了华盛顿的政治麻烦；德国现在则以果断的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了道德风险，尽可能地避免了本国的政治风险。但这并不等于说，强拉私人债权方上阵，就不存在新的风险。
　　
　　就希腊而言，私人债权方“自愿”参与救援，其实就等同于陷入“选择性违约”，这有可能打击投资者的信心。在金融动荡中，信心是第一位的，信心不存，金融崩溃在即，希腊如果无法赢取投资者的信心，将可能长期陷入经济泥沼。
　　
　　就其他欧洲国家而言，希腊最终“选择性违约”，是欧债危机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这势必促使外界怀疑：其他债务问题严重的国家，会否会步希腊后尘。处理不慎，这些国家信用评级会下降，融资难度增大，从而使得欧债问题愈演愈烈。
　　
　　从资金量上推算，私人债权方“自愿”参与救援希腊，为欧元区国家省了500亿欧元的救援资金；但如果债务危机发展成全面的信心危机，欧元区届时则可能得不付出5000亿欧元乃至更多。这从某种程度上也可看作是市场道德的风险和定价吧！
　　
　　

 

   美国国债危机，最近成了美国政坛最紧要的问题。与美国上下颇具紧迫感不同，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的中国，却似乎表现得相当淡定。中国外交部和外管局措辞类似：希望美国政府采取负责任的政策，尊重和维护投资者利益。多名颇有影响力的中国经济学家则认为，这是美国政治游戏，中国不必大惊小怪。http://www.chinasecurities.xinhua.org/xwzx/03/201108/t20110802_2989620.html
　　
　　确实，美国国债上限之争，就是一个赤裸裸的政治游戏。当前的争吵，不过就是美国政客们在8月2日最后期限到来前的讨价还价，谁最胆大，谁最无耻，谁就最可能熬到最后，谁也就会以最小的让步获取最大的收益。
　　
　　作为表现，美国白宫和国会在一番激烈博弈后，已就提高14.3万亿美元的国债上限达成了协议。这其实正是底线，因为如果违约真发生，结果将是洪水滔天，其中的巨大政治和经济风险，足以终结不少政客的政治生命。按照一些西方分析人士说的，没有几个政治人物会希望“因国债违约留名”。
　　
　　但这次游戏没有失控，但并不意味着玩火就没有风险。比如，债务缠斗带来的不确定性导致世界金融市场震荡不安，也让美国3A的主权评级有降级的危险。而这对于拥有1.1万多亿美元美国国债、3000多亿美元美国机构债权的中国来说，任何一点意外，包括可能降级带来的冲击波，损失可都是以数十亿乃至百亿千亿美元计算。故作淡定可以，但如果真淡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那就不合情理了。　　

   中国怎么办？从长远来看，要化解风险，自然是投资要多元化，不能将太多外汇储备都押宝在美国国债上。但这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按照外储投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三原则，环顾全球，还真找不到几种比美国国债更好的投资产品。
　　
　　毕竟中国的外储超过3万亿美元，买黄金可将全世界流动黄金全买下；买石油，也不可能买到那么多石油，即使买来也没地方储存；投资实业，基于“国家安全”等各种因素，绝不是中国想买什么就能拿下什么。更何况，在国际市场上，素有中国“买什么贵什么”的恶名。中国庞大外储要掉头，实非易事。
　　
　　从中美经济相互依赖性看，中美间其实一直存在默契，美国购买“中国制造”，中国通过购债给予美国信贷，这是一种双向循环。去年中国财长谢旭人在《华盛顿邮报》撰文，就“苦口婆心”指出，中美经贸合作，固然给中国经济增添了合作，但“中国购买美国国债，降低了美国利率，为美国减少了国债利息支出，使美国深受其益”。
　　
　　这种默契，轻易不会打破，只是在未来一段时间，随着多元化举措实施，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步伐要放缓，但中国持有的美债总额则会增加。但这也意味着中国面临的“美元陷阱”风险，其实仍在增加。
　　
　　因此，在当前情况下，要降低或对冲“美元陷阱”带来的风险，中美需要达成新的默契或协议。在这之前，中国表现太过淡定，不是可取之策。
  
   尽管谁都知道，对美国来说，没有哪个国家或组织有权威，能斥责美国改变损人利己的政策。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中国就完全听之任之。至少在外交场合，这应该成为中国对美施压的一张牌，在美国咄咄逼人要求人民币升值之时，中国更应在各种场合，理直气壮地要求美国制定负责任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并确保中国投资的安全。
  
   这也正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美国的指控尽管疏漏颇多，但却总是言之凿凿、大棒挥舞，似乎真理尽在自己掌握中。在美国债务问题上，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中国关心投资安全，占据道德上风，承受巨大风险，如果还表现得躲躲闪闪，那就真是外交败笔了。
　　
　　当然，中国不淡定，也并不就要歇斯底里。其中要掌握好度，但时不常地督促提醒一下，完全是正当之举。美国如果嫌聒噪，就须向中国做出某种特别承诺，或达成某种默契：即使降级或暂时违约，美国也会确保中国投资安全，或对可能损失作出补偿。在中美在台湾、西藏、南海、贸易失衡等诸多问题龃龉频生的时候，中国有牌在手，再不好好打，真辜负了这张牌了！
　　

 

 

　　在奥巴马上台之初，许多美国人对这些年轻总统可能缺乏执政经验担忧；但至少在外交上，奥巴马确是长袖善舞。他选择竞争对手希拉里出任国务卿，让人对他的政治手腕刮目相看；他进来又挑选商务部长骆家辉出任驻华大使，更让人对他棋高一着表示赞叹。http://jjckb.xinhuanet.com/bjjs/2011-07/29/content_323996.htm
　　
　　中美关系是目前世界最重要的关系，驻华大使之职至关重要。洪博培表达去意后，奥巴马随即选择骆家辉，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我所能想到的代替洪博培大使的最合格人选”。最主要的原因，则是骆家辉对中美关系的谙熟。
　　
　　骆家辉的谙熟，一个大背景是他的华裔身份。奥巴马也不隐讳，他说：“100多年前，骆家辉的祖父离开中国，登上轮船奔赴美国，曾在华盛顿州为人做家仆。一个世纪之后，他的孙子将作为美国的最高外交返回中国。”
　　
　　在移民构成的美国，少数族裔出任高官，早已不过是寻常事。奥巴马本人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在他本届政府中，更破天荒同时有两位华裔部长，即骆家辉和能源部长朱棣文。在对华外交上，奥巴马其实很善于打族裔背景牌。
　　
　　2009年，他曾派骆家辉和朱棣文联袂访华，掀起一股美国“华裔部长旋风”。用当时美国政界官员对我的话说，没有奥巴马总统的首肯或支持，这是不可能的。此番奥巴马又挑选骆家辉担任驻华大使，意思更在不言中。

　　这种微妙的外交语言。我看到《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就说得很好：“中国很多人对待外籍华人比对其他外国人更友好，也更信任。让一个华裔来担任驻华大使，可以让美国在一个对外族入侵记忆尤深的国度里，将自己的种族多元转化为一个小小的外交优势。”
　　
　　在赴北京就任前，骆家辉身份是商务部长，由内阁级官员担任驻华大使，奥巴马同时展现出的，则是加强美中贸易关系，尤其是拓展对华出口的意愿。他在宣布骆家辉的提名时就说，骆家辉到北京任职后，“我知道美国的公司将能够依靠他在中国最高领导人面前代表他们的利益”。
　　
　　其实，当初骆家辉能出任美国商务部长，奥巴马也正是部分看中了骆对华商业外交的能力。当时，奥巴马政府商务部长一职难产：新墨西哥州州长理查德森因腐败指控撤回提名，共和党参议员格雷格则以和奥巴马“不可调和的矛盾”拂袖而去。最终，奥巴马挑选了骆家辉，其中的原因，美国商务部前助理副部长董继玲就对我分析，骆家辉“致力于拓展中美经贸关系而且成绩斐然”。
　　
　　当然，奥巴马选择骆家辉，也未始没有其他的政治考量。第一，美国商界现在大力抨击奥巴马是一位“反商业的总统”，奥巴马索性让商务部长出任驻华大使，自然是对此的有力回击；第二，奥巴马上台已两年多，内阁成员已有调整的必要，骆家辉让出商务部长一职，则有助于他酬庸其他亲信；第三，骆家辉是内阁级官员，现在出任驻华大使，可让中国认知美国对华关系的重视。
　　
　　美国对华打华裔牌，对中国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应该肯定，这是好事，作为华裔，他们更了解中国的文化，中美在一些事务的交往中可能更加通畅，合作更会深化。但更要清醒地看到，他们虽然也是黄皮肤和黑眼睛，但毕竟是美国人，在美国出生，受美国教育，为美国利益服务。从博弈角度看，他们更知己知彼，因此在对华某些具体利益问题上，更善于讨价还价，更知道如何为美国争得最大利益。
　　
　　但从中美和则两利的共赢角度看，这其实仍是件好事。美国国会图书馆前中文部出任王冀先生就曾更对我说，奥巴马对华打华裔牌并无不妥，一则，说明华裔在美国社会更加被认可；二则，华裔确实可以为中美关系起到桥梁重要。用他的话说， “历届（美国）政府都有不少犹太裔，他们对巩固犹太裔在美国的地位，加强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华裔理应在新时期的中美关系中起到更重要、更积极的作用。
　　
　　
　　

　　在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特别顾问这一临时性岗位一年多后，朱民终于获得了新升迁。新任IMF总裁拉加德日前宣布，增设一新的副总裁职位，由朱民出任。这一结果，一则是朱民自身努力的成功，二则更是中国“巧实力”外交的成就。所谓“巧实力”，就巧在中国在在恰当的时机，推出了恰当的人选，采取了恰当的策略和博弈手段。
　　
　　先讲其中“恰当的人选”，朱民实则是众望所归。他曾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也曾长期在世界银行担任经济学家。东西方的教育和生活，使他既有东方学者的认真、严谨，也不乏西方俊杰的风趣、幽默。环顾国内，这样的人才真不多。而正是这样的个人背景和魅力，对他出任国际金融机构高层，无疑有巨大加分效应。
　　
　　拉加德在评价朱民时就说：“朱民拥有政府、国际政策制定和金融市场的丰富经验，高超的管理和沟通技能，以及对基金组织的机制理解，我期待着他的支持。”拉加德的一席话，其实也颇有玄机，所谓朱民拥有“政府、国际政策制定”的丰富经验，是指朱民曾担任中国央行副行长这一不凡经历。
　　
　　要跻身IMF的最高层，朱民的学者或商业银行背景，显然是不够的。正基于这番考虑，中国政府2009年初步确定朱民竞争IMF高管时，火速将朱民由中国银行副行长提升为央行副行长。从中国人事管理制度看，这一提升是突破性的，但正是这一不拘一格的举动，也为朱民最终就任IMF副总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再讲“恰当的时机”，当前国际金融秩序变动，为中国创造了突破的机会。在2010年以前，IMF最高决策层没有一个中国人。总裁、第一副总裁一般“按惯例”分由欧洲和美国垄断，余下的两名副总裁，通常为日本或其他新兴国家人士出任。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却几十年来都与最高层无缘，显然是不合理的。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中国影响力日益扩大，并成为IMF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改革不合理的IMF人事制度，也就箭在弦上。2010年IMF副总裁、日本人加藤隆俊离职，中国随即推出朱民争取这一职位。但所谓好事多磨，就在中国上下为朱民出线展开协调之时，日本加紧行动，迅速推出财务省高官筱原尚之填补了加藤隆俊的空缺。
　　
　　但为了安抚中国，当时的IMF总裁卡恩决定，增设总裁特别顾问职位，由朱民担任。卡恩当时承诺，朱民将发挥“重要作用”，“与我和我的管理团队一道应对所有成员国未来面临的挑战，并加深IMF对亚洲和新兴国家的了解”。特别顾问是一种临时性的设置，虽无副总裁之名，但有副总裁之实。拉加德入主IMF后，基于与中方达成的默契，更审时度势创新机制，将朱民提升为副总裁。
　　
　　第三讲“恰当的策略”，主要就是借助IMF总裁选战，中方为朱民升职创造条件。而文章开头谈到的所谓“巧实力”，最简单地说法，就是“硬实力”和“软实力”有机结合，在朱民升职这一事上，这一结合就表现得淋漓尽致。
　　
　　由于IMF总裁职位一直为欧洲人所垄断，因此在不久前的选战中，法国财长拉加德虽获得多国支持，但亦遭遇不少国家，尤其是一些新兴国家的反对。在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之际，如果无法得到主要新兴经济体的支持，拉加德即使能登上总裁宝座，施政也必困难重重。这种“硬实力”迫使拉加德赴印度、巴西、中国等国游说，并就IMF改革多诸多议题与各国高层展开沟通。
　　
　　从最终的结果看，在拉加德当选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中国也顺势投了赞成票，这其实就展现了“软实力”；当然，为稳固和感谢中国的支持，拉加德也作出了某些承诺。比如，在中国之行中，拉加德就表示，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中国在IMF的代表权就应该随之扩大；而朱民未来在IMF高层管理中发挥关键作用，也是“完全合理”的。
　　
　　中国软硬实力的结合，最终助推朱民更上一层楼。但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整个过程虽颇为精彩，但也不乏可改善的余地。比如，朱民在入IMF前，为增加其政府阅历，他被火速由中国银行副行长提为央行副行长，这固然展现了我们不拘一格的用才观，但也显现了我们国际人才储备的严重不足；另外，在最初争夺加藤隆俊的职缺时，日本又占得先机，也显现了我们整体运筹能力颇有不足。当然，最终，中国的强大后发优势，驱使拉加德创新机制，给了朱民一合理的安排。其中的经验和教训，都值得好好总结。
　　
　　

　　作为一个濒临破产的国家，希腊凭什么还能借新债、还旧债？答案之一，就是挥泪拍卖手中的国有资产。按照欧盟和IMF新援助开出的条件，希腊须在2015年筹得500亿欧元。希腊甩卖国有资产，对有志进军希腊和欧洲市场的中资企业，似乎是一个好机会；但如果应对不慎，却也有陷入“抄底不成反被困”陷阱的可能。

　　希腊大甩卖，自然是不得已而为之。按照开列出的私有化名单，可以说，除了雅典卫城之类的老祖宗遗产外，希腊政府手中的“精品资产”，皆在可卖之列。这些资产包括：体育彩票、乐透彩票、赛马特许权，以及一些赌场、港口、邮政局、机场、公路、奥运场馆、税务公司、镍矿企业、军火制造厂、天然气公司以及多家银行的股票，还有众多的国有房产以及数千英亩土地——该地块据说坐拥迷人的希腊海岸线。

　　卖给谁呢？希腊前财长帕潘托尼乌就坦陈：希腊国内市场行情低迷，要想卖个好价钱，目标须放在海外。而在海外100多个国家中，中国自然是一个最好的主顾。英国《卫报》就在一篇文章中以不无揶揄的口吻说道，“拥有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量……中国可以轻而易举地购买可私有化的（希腊）公共财产”。今年4月希腊国务部长潘布克斯到访中国，主题之一，就是招商引资，热忱欢迎中资企业购买希腊资产。

　　希腊甩卖家底，是否就是中资企业抄底良机？真难说！诱惑往往就是陷阱，抄底抄入无底洞，也不是没有可能。对中资企业来说，在摩拳擦掌进军希腊市场前，尤须少一分冲动，多一分清醒。

　　首先，要理解一点，希腊民风彪悍，民众对政府颇有不满，购买方行事不当，即可能遭遇民意的反弹，成为发泄的对象。
　　
　　从目前局势看，出于对政府的不满，希腊街头连日来抗议不断、烽火处处，愤怒的年轻人和警察之间，迭有伤亡发生。外来企业此时以“低价”购买希腊资产，难免有“趁火打劫”的嫌疑，也很难保不会因此引火上身。一旦发生纷争甚至冲突，购买方不仅不能从相关资产上得利，反而会拖累自身的声誉。

　　而且，希腊人具有执拗的抗争精神，中资企业此前的投资，就不是没碰到过问题。在希腊危机爆发前的2009年，中远太平洋公司以巨资取得希腊一港口35年特许经营权，整个投资过程从商业角度看无可挑剔。但强势的希腊工会却表示不满，部分港口工人为此游行抗议示威。这种工人出面的缠斗，足以让任何外来投资者头疼。

　　其次，还要看到一点，希腊的很多国有产权，其实并不特别明晰，尤其土地资产，陷阱多多。往往政府前脚将土地拍卖给外方，后脚就有希腊民众诉讼此地乃私产；或者正好相反。如果遭遇纠纷，购买者下一步的开发计划，往往会因一栋房子的建设、一棵大树的砍伐或一条小路的施工无法通过规划或环评，而最终全部夭折。

　　强龙难斗地头蛇，这方面有太多的例子。《华尔街日报》就曾报道过这样一个例子：1993年两位美籍希腊商人购得希腊一地产项目，该项目此前法庭已裁决属于私有。但当两商人拟出5亿美元开发商业地产时，政府却通知他们：这块土地实质是公有。于是，又是新的法律诉讼。开发商最终胜诉。但就在开发商拿到政府批文同意开发的同一天，政府又出台了新的法令，称该土地属于一个野生动物保护栖息地，禁止兴建任何建筑，开发计划寿终正寝。

　　需要强调的是，在任何国家，环保都是起码的要求，外来企业不应抱有任何侥幸心理。对于希腊当前甩卖资产举动，希腊政府相关负责人就表示，政府会妥善推进，并兼顾其他目标，“例如保持相关行业竞争力及保护环境等”。但在很多国家，在很多时候，利用所谓的环保、反垄断和保护国家安全等大道理，实施贸易保护，也总是屡见不鲜。

　　在当前希腊最需要资金当口，投资希腊，其实是雪中送炭的义举。但要避免误解，尤其是规避潜在的风险，投资者还须多加小心。比如，购买部分产权相比于拥有全部产权，购买小项目相比于购买大规模且关注度高的资产，风险显然要小些。希腊大甩卖，机会确实难得，但若不能准确把握机会，反而会被戴上落井下石、趁火打劫的帽子。如果是这样的结果，那可真是希腊式的新悲剧了！

 

　　勾肩膀搭背，张开嘴胡吹，性更喜偎红倚翠，这是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给许多人的印象。在不久前颇为严肃的外交场合，按捺不住的老贝就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开玩笑说，背后的一幅裸体画，其实不过就是"1811年的bunga bunga(意指晚餐后的性游戏)"，而他老贝，其实也正是一画中人！

　　

　　老贝爱bunga，早已是蜚声国际，为此老妻拂袖而去，官司缠身不断。反对党更摩拳擦掌，但至少以前多年，老贝就是稳如磐石。个中缘由，有人分析，一则老贝家财万贯，且是媒体老板，舆论不至于相迫太急；二则意国百姓还是颇喜老贝的真性情，既然老贝花的是自家财，那就何妨当热闹看。

　　

　　但老贝越闹越出格，也难免让君子汗颜、百姓摇头。在日前全民公决中，自恃民意支持的老贝就遭重挫，意法院也剥夺了他的刑事豁免权。花心老贝可能要有新麻烦了，此正所谓：

 

　　老贝性致高，罗马无不晓。

　　白天国务憔，黑夜柔乡跑。

　　政敌在发飙：老贝太胡闹，鞠躬下台是正道。

　　老贝不屑瞧：我爱小蛮腰，真情何妨有选票。

　　意国百姓笑：格调虽不高，但我们挺爱看大活宝。

　　

　　

 　

  　

　　当一位媒体的朋友看到我转发给他的一封信后，第一个反应是：他们竟主动要求加税，疯了，我是不是看错了！

　　他还真没有看错。这封不久前写给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参众两院院长的联名信，作者是美国的200位顶级富豪，目的就主动要求国家对他们多征税。给我发来的这封公开信中这样写道：
　　
　　“我们现在写信，是敦促你们将国家利益置于政治考量前，为了我们国家的财政健康和民众的福利，我请求你们对年收入100万美元以上的人加税……我们作为忠实的公民提出这样的请求。

　　“我们的国家面临着选择——要么我们偿还债务，为未来做好储备，要么我们逃避金融责任，损害国家的潜力。我们的国家有恩于我们，他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基础。现在，我们希望能保持这样的稳固基础，以便其他人也能和我们一样成功。

　　“请为我们国家作正确的事情吧，提高对我们的征税吧，谢谢！”

     请原谅我几乎引述了整封的公开信。但不这样不足以打消我的朋友的疑虑：这些美国富豪到底是心血来潮出风头，还是真真切切希望多缴纳税收。

　　答案是后者。富豪们强烈反对的，是2001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签署的废除遗产税决定。而且，反对该法令的，也并非只有这200名富豪。记得当年小布什签署完这一法令后，最大“受益者”的美国亿万富豪们一律嗤之以鼻。包括盖茨父亲老威廉、巴菲特、 索罗斯等在内的120名美国大富豪联名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广告，核心广告语就一句：“Please tax us”(“请对我们征税”)。

　　富豪们的理由是：取消遗产税将使美国百万富翁、亿万富翁的孩子不劳而获，使富人永远富有，穷人永远贫穷，这将伤害穷人家庭和社会的平衡……

　　10年后，美国富人依然持这样的看法。为废除这个法令，我看到，数十名美国富豪还专门制作了一个视频请愿书，在这个致总统和国会领导人的视频中，富豪们齐声说：10年前，你们给了我们不希望和不需要的减税，要改正这样的错误，就需要对我（一个富豪说），对我（另一个富豪接着说），对我（又一个富豪说），征税！
　　
　　向我征税，说得理直气壮！
　　
　　美国这些富豪的高觉悟、有担当，其实也正是美国主流价值观的体现。在美国社会，富人多纳税，穷人少纳税，被认为是天经地义。按照美国财政部2006年的数据，比例为5%的美国富人，纳税额占联邦政府个人所得税收入的57.1%；而占全部纳税人50%的穷人，纳税额仅占所有个人所得税的3.3%。
　　
　　美国富豪们有此义举，其实同美国文化、传统和相关制度息息相关。主观上讲，对美国富人而言，“富”且“仁”，已成为许多人的精神追求。这方面有太多的例子，比如比尔·盖茨就说过的，巨额财富对他来说，“不仅是巨大的权利，也是巨大的义务”。盖茨过去数度来中国，都是只谈慈善，不言生意。
　　　　
　　同时，美国人更崇尚自我奋斗的精神。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他们更喜欢自我打拼，白手起家，经历成功和失败。即使是亿万富翁的子女，许多人并不看重家族的财富，他们年轻时仍喜欢靠自己打工挣钱来赚取生活费。在慈善事业上一直走在前头的巴菲特就说过，对于他捐赠大笔财产，他的子女们没有人和反对意见。
　　
　　客观上讲，美国富人的觉悟，也同国家制度的潜移默化有莫大关系。在美国，对于富豪捐助慈善事业，有相应的税收减免政策作为奖励；扶助慈善事业所带来的美誉度，也鼓励更多富豪向慷慨解囊；另外，相对透明和高效的基金会运作，也免除了富豪们对善款被腐败浪费的后顾之忧。
　
　　当然，就像任何一个群体一样，有很多要求多纳税、多做慈善的美国富人，自然也不少坑蒙拐骗、偷税漏税的富人。但至少在巨富级的美国富人中，前者占了多数。美国慈善的标志性人物卡内基曾说过一句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这得到了许多美国富人的认同。对他们来说，用好财富，积极回馈社会，既是义务，也是责任，更是对自己的道德要求。而他们的这种境界，反过来也有助于化解了底层社会的仇富心态，促进社会的和谐。
　　
　　

    如果将欧洲比作一个江湖，那么作为欧洲经济支柱的德国，毫无疑问是带头大哥；而在破产边缘苦苦挣扎的希腊，则是挥霍无度的小弟。现在小弟出了麻烦，大哥怎么办，该不该救？救又怎么救？
　 　第一个问题，该不该救？其实已不是问题。必须得救，不得不救。江湖讲义气，国家讲利益。去掉希腊这个经济包袱，看上去是好事，转过来却是灾难。如果是江 湖，损害的是带头大哥的信誉，打破的是整个江湖的规则；如果讲利益，现在的希腊，就好比当年的雷曼兄弟，希腊如遭抛弃，希腊经济是一落千丈，欧元也将跌入 万丈深渊。
　　欧元垮了，带头大哥的德国也难保。更何况，其他的老二老三、外面的其他帮派也早就风言风语：希腊出事，德国难辞其咎，欧元增强了德 国出口优势，但让希腊付出了代价。所以，尽管带头大哥百般不愿，但还是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拉小弟一把的责任。正是在德国牵头下，欧盟和IMF去年承诺对希腊 给予1100亿欧元的援助，其中欧盟是掏钱的大头，德国则是大头中的大头。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借新债还旧债的结果，却是希腊小弟的债台更加高筑。按照估计，到2012年前，希腊如筹措不到300亿欧元的新援助，国家破产将无法避免。
　 　这就牵涉到第二个问题，到底该怎么救？让德国和整个欧洲感到后怕的是，如果希腊不能洗心革面，新的300亿、600亿，乃至1000亿欧元，投进的是泛 不起一点涟漪的无底洞。按照美国西南证券业务主管格兰特的话说，希腊事实上已破产，更多援助的唯一成果，就是希腊获得了更多无法偿还的债务。
　　现在的希腊危机，纠结就在这里：带头大哥很悲壮，继续援助，很可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不援助，真可能是洪水滔天，小弟难保，也会危及整个江湖安全。
　 　而且，带头大哥也是一家子，家长虽有心施救，家人觉悟却未必很高。毕竟，希腊小弟一家也实在不争气。虽财政上已破产，但希腊人生活依然有滋有味：公务员 年薪据说是16个月工资，1993年前就职的政治家享有双份退休金。小弟大把花钱，却要大哥节俭援助，这还讲不讲道理？因此，当大哥一家的“掌门人”—— 总理默克尔决定援助时，她差点被轰下台。
　　但事情紧迫，也不由德国有其他选择。救还须继续救，谁叫希腊摊上了德国这样有钱的带头大哥呢？但规则也必须树立，否则无底洞也会将大哥拖下悬崖。
　　带头大哥会树立哪些规则呢？应该大致有三条：第一，作为带头大哥，德国肯定会承担责任，继续掏钱。当然，作为江湖游戏规则，大哥也会运用自身国际影响，至少让IMF继续掏腰包。这其实也正是欧洲人坚决不放IMF总裁位置的原因。
　　第二，大哥做了表率，小弟的其他债主，尤其是私人债主，也须作出贡献。他们如果不想所有债款都沦为坏账，那继续掏钱就是必须的，且要缓收款，多借钱，让希腊缓过这一关；当然，以后他们甚至还会被要求豁免部分债务，谁叫你碰到了小弟这样的挥霍者，你只能自认倒霉。
　　第三，债主挥泪解囊，小弟更须断腕求生。要获得新援助，一方面希腊必须重整财政纪律，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另一方面，希腊也须遵守契约精神，抓紧变卖家产，避免债权人彻底失去信心。
　 　但即便这样，希腊危机能化解否？很难说。即使欧元因此渡过危机，但希腊债务仍将是一笔烂账。因为按照一般的测算，希腊要想如数偿还债务，在未来30年 内，其GDP年均增幅必须达到12%。而在2001-2008年期间，希腊GDP增幅仅为3.9%，最近几年更是负增长。
　　指望希腊还清债务，目前有些痴人说梦。碰到这样的小弟，带头大哥想来也只能一声长叹：纪律松了，人心散了，队伍真不好带了。

　　按照二十国集团曾达成的共识，IMF高层职位遴选有三原则：公开、透明、择优。但在当前选战中，瘦弱的法国女财长拉加德一马当先，粗壮的墨西哥央行行长卡斯滕斯步履蹒跚，胜负大局已定。决定胜负的，肯定不是上述“三原则”，而是政治资源。但政治决定一切，却也可能成为新摩擦的滥觞。

　　IMF选战本应是“三驾马车”共行，除拉加德和卡斯滕斯外，还有前以色列央行行长费希尔。如果简单遵循“遴选”三原则，结果还很可能是费希尔胜选，卡斯滕斯第二，拉加德列第三。其中道理也很简单，拉加德虽为法国财长，经验丰富，但她律师出身，缺乏关键的金融学历。而费希尔和卡斯滕斯都是业内的顶尖人物，都曾担任过IMF副总裁之职，有经验，有资历。

　　尤其是犹太人费希尔，更被誉为经济学界的泰斗，他担任过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担任过IMF的第一副总裁，在任以央行行长期间被《欧洲货币》（Euromoney）授予过“年度最佳央行行长”奖项。而当今美国财金界的两大掌门人——财政部长盖特纳是他的后生晚辈，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博士论文也是在他指导下完成。

　　我看到有朋友在评论费希尔出马时曾感叹，“费希尔出手，谁与争锋”。从金融学上可以这么说，但IMF选战是国际政治。因此，费希尔的资深，并不就是他竞选IMF总裁的资本；反之，最不具有专业素养的拉加德胜券在握，就在于她拥有独特的政治优势。

　　三人中，拉加德是法国人。而IMF总裁一职，按“传统”都属于欧洲，且过去66年中，一半以上时间又都归属于法国，这是拉加德的先天优势。费希尔虽有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两大机构中，美国人按惯例掌控了世行行长职位，因此历来也遵循默契，只取IMF第一副总裁位置。

　　在政治上异想天开的费希尔，2001年也曾竞逐过IMF总裁一职，就因为“越位”，而未获美国支持。以欧洲和美国在IMF过半的投票权，得不到两者支持的候选人，再有能力，也只能望职位而兴叹。更何况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宿怨，也让费希尔很难取得后者的支持。于是，在日前遴选候选人时，IMF执董会顺利成章以年龄因素（费希尔现年67岁，超过选战规定的65岁门槛），将他首先剔出在外。
　　
　　如果从国际格局演变来看，在最终入围的拉加德和卡斯滕斯中，卡斯滕斯其实更有竞争力，毕竟，他来自新兴经济体，“皇帝轮流做，今朝到我家”，凭什么IMF总裁就一定得是欧洲人？“金砖五国”不久前联合发表的一份声明就直言，2007年卡恩获任IMF总裁时，欧元集团主席让―克洛德·容克就明言：“IMF下一任总裁肯定不会是由欧洲人来担任了。”
　　
　　但事实总是胜于雄辩，容克所言，不过是忽悠人的空话而已。多位欧洲领导人已明确表示，欧债危机需要欧洲人继续出任IMF总裁，由此，拉加德振臂一呼，欧洲各国是“赢粮景从”。如此一边倒的形势，让沦为“陪衬”的卡斯滕斯也概叹，按道理IMF总裁不应该让欧洲人继续担任，但从事实看，“拉加德胜出的可能性更大”。 

　　三驾马车中，看似最不靠谱的，竟然笑到最后；看似最有能力的，却是第一个出局。从表面看，似乎也不违背“遴选三原则”。但其中的政治博弈和猫腻，却是不言而喻，并可能为IMF日后的摩擦埋下伏笔。
　　
　　拉加德的协调领导能力毋庸置疑，但她非专业人士的出身，就让人不由想起世界银行前行长沃尔福威茨。作为美国鹰派的代表性人物，时任美国防部副部长的沃氏，在一片反对声中被美国强行送至和国防毫无相干的世行行长宝座。但结果呢？沃氏因小有瑕疵被群起而攻之，最终不得不选择辞职。被欧洲送上台的拉加德是否会重蹈沃氏的覆辙呢？或许她更聪明些！

 

　　在当前IMF总裁选战中，对于中国的角色，外界大致有两种声音。

　　一是中国要出头。作为最大新兴国家，中国应当仁不让，支持新兴世界候选人，甚至可以提出自己的人选。比如，一些国内外专家就鼓吹，现任IMF总裁特别顾问的朱民就是上佳人选；此外，央行行长周小川亦可考虑披挂上阵，外国争光。另一种声音，则是中国要支持西方。考虑到法国财长拉加德胜券基本在握的实际情况，中国既已无力回天，自更没必要从中作梗，从国家利益看，中国索性顺水推舟，卖西方一个人情。

　　但其实，在笔者看来，中国可有第三种选择，或者说走“中间道路”，那就是 “明争而暗让”。这么重要的职位，争是必须的，即使不为本国争，也不妨为新兴国家争，争不争是态度问题；但让可能是必然的，结果非中国所能控制，在大局底定的前提前，让不让是利益选择问题。但如何让，自然有玄机，更要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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